4月21号晚上,我写了一篇《关于地震与救灾的常见误区》,算是五年来灾难报道的一次小结。该文在新浪微博转发8万多次,许多媒体转载并约访,传播力超出我的预期。于是我就反思,为什么我以为是常识的东西,那么多人当新闻一样拼命在转? 这里面很大一个因素,还是信息不对称。信息不对称的原因,自然与记者的报道不充分有关。这就引申出另一个话题,当部队在紧急救灾时,记者是否应该去灾区。一些网友甚至“跪求记者不要去灾区添乱”。 所谓“添乱” 在我看来,“记者添乱说”也是一种典型误区。不光普通网友,就是高级官员也会有这种观念。2008年5月,我和救援部队一起徒步进映秀时,正好遇到一位军区司令,他坦率地说记者不应该这个时候过来,会挤占救灾资源。 我说我背了三天的食物和水,而且还带了睡袋和很多药品。他又说,那你进出总归要占了道路吧。这位将军是来考察路况,准备修路的,那时候大型器械无法进入映秀,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但我们几个记者,不可能影响到他的修路大计,因为那时漫山都是各种救援队伍,交通全部靠走。 2010年,玉树地震后,我和同事第一时间直奔高原。等我们熬完高原反应,快进城时就发现,已经堵车了。是的,有些拥堵本来就存在,跟记者去没去没有关系。 今天早晨,《南方周末》的曹筠武也写了一篇文章,他说到一点,“在中国权力差序格局制定的资源分配体系中,媒体和志愿者的排序往往处于末端。举例来说,如果一个路口实行交通管制,绝大部分记者和志愿者的资格是最后通过”。 这点我也有亲身经历。2008年那次,我徒步进映秀之后,里面电力和信号全无,又要抢着发稿,只能徒步再走回去。徒步三个小时后还要搭一段冲锋舟,得摇号,最后我同去俩同事没摇上,就卷了衣服在阴冷的渡口睡了一夜。重伤员和医疗人员则飞机往返,丝毫不受影响。 是的,如果我不去现场,可能会有一个灾民可以先出来;但我带出来的信息及其为灾区带来的社会资源,我认为是远远超过前者的。光我带进去的药品,以及回程时交给灾民的现金,也能抵消掉我对灾区资源的挤压。 到玉树地震的时候我更有经验一些。一出西宁机场,就采购了大量的食物和药品,把越野车全部填满,最后这些物资大部分给了灾民。那次,我们帐篷边上驻着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队伍,他们是自己带了小型发电机上去的。这显然也是汶川震后的报道经验,尽量不挤占资源。 其实,就记者的职业角色而言,他带回来的信息,就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“挤占”。人们通常会更重视实物资源,却忽视了信息这样软力量的价值。 记者在灾区的作用 地震的前三天,重心在救人,这个时候,记者的角色就已经在起作用。 我写“误区”那篇文章,有一个重要的观点:资源是随着信息走的,没有透明的信息,就没有合理的资源分配和最优的救援效率。 当年如果没有北川一线记者呐喊和呼救,当地的灾情可能不会得到充分认知。那时候的视线都集中在两个孤岛——映秀和汶川县城。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,受灾极其严重的青川,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与灾情匹配的援助。这些都是旁观者看不到的教训,非一线亲历者不能感受其痛苦。 这次雅安地震,媒体吸取了教训,许多记者迅速通过信息冗余的中心县城,将有限的媒体人力分散到多个村落和孤岛,核实并发布求救信息,为的是避免出现信息盲区。 有人会觉得微博时代,每个人都是自媒体,根本不需要记者前往。但信息的核实、发布、传播,还是需要专业的媒体人来操作,才能提供对救援决策有价值的准确信息。 除了提供信息,媒体在中国的宣传体制中,也有鼓劲和宣传的作用。有没有媒体在场,救援队的工作激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样,媒体的在场,也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。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,只要一地震,所有人都会善心大发,其实灾难后的丑恶也不少见,仍然需要监督。 只要是在一个文明社会,媒体的信息和监督价值,在灾区中一样存在,甚至只会更重要。记者挤占的那一丁点儿资源,实在是微不足道。 最有资格评判这个问题的,既不是网友也不是官员,而是受灾的民众。我在灾区这么多次,没有一个灾民说厌恶记者的,他们会非常积极地为记者指路,他们很清楚,有没有记者在场,救灾资源的分配会完全不一样。 即便是一向不友好的宣传官员,在那灾难最初来临的那几天,对媒体也持较友好的态度。并尽力为媒体提供各种资源,他们早就把信息公开当作救灾事业的一部分。 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,日本使领馆更是在第一时间为中国记者开辟了绿色通道,迅速发出签证当天就走。后来又盛赞中国记者在日本的报道。他们可从来没考虑记者去了要“添乱”的问题,日本那次还有核泄露的危险。 认识信息的软力量,就应该很容易理解记者的工作。真正的问题,不是记者要不要去现场,而是记者应当如何报道灾难,以及灾难报道时的伦理问题。这些也基本有共识了。 来源:FT中文网 左志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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