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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21号晚上，我写了一篇《关于地震与救灾的常见误区》，算是五年来灾难报道的一次小结。该文在新浪微博转发8万多次，许多媒体转载并约访，传播力超出我的预期。于是我就反思，为什么我以为是常识的东西，那么多人当新闻一样拼命在转？ 这里面很大一个因素，还是信息不对称。信息不对称的原因，自然与记者的报道不充分有关。这就引申出另一个话题，当部队在紧急救灾时，记者是否应该去灾区。一些网友甚至“跪求记者不要去灾区添乱”。 所谓“添乱” 在我看来，“记者添乱说”也是一种典型误区。不光普通网友，就是高级官员也会有这种观念。2008年5月，我和救援部队一起徒步进映秀时，正好遇到一位军区司令，他坦率地说记者不应该这个时候过来，会挤占救灾资源。 我说我背了三天的食物和水，而且还带了睡袋和很多药品。他又说，那你进出总归要占了道路吧。这位将军是来考察路况，准备修路的，那时候大型器械无法进入映秀，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但我们几个记者，不可能影响到他的修路大计，因为那时漫山都是各种救援队伍，交通全部靠走。 2010年，玉树地震后，我和同事第一时间直奔高原。等我们熬完高原反应，快进城时就发现，已经堵车了。是的，有些拥堵本来就存在，跟记者去没去没有关系。 今天早晨，《南方周末》的曹筠武也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到一点，“在中国权力差序格局制定的资源分配体系中，媒体和志愿者的排序往往处于末端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一个路口实行交通管制，绝大部分记者和志愿者的资格是最后通过”。 这点我也有亲身经历。2008年那次，我徒步进映秀之后，里面电力和信号全无，又要抢着发稿，只能徒步再走回去。徒步三个小时后还要搭一段冲锋舟，得摇号，最后我同去俩同事没摇上，就卷了衣服在阴冷的渡口睡了一夜。重伤员和医疗人员则飞机往返，丝毫不受影响。 是的，如果我不去现场，可能会有一个灾民可以先出来；但我带出来的信息及其为灾区带来的社会资源，我认为是远远超过前者的。光我带进去的药品，以及回程时交给灾民的现金，也能抵消掉我对灾区资源的挤压。 到玉树地震的时候我更有经验一些。一出西宁机场，就采购了大量的食物和药品，把越野车全部填满，最后这些物资大部分给了灾民。那次，我们帐篷边上驻着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队伍，他们是自己带了小型发电机上去的。这显然也是汶川震后的报道经验，尽量不挤占资源。 其实，就记者的职业角色而言，他带回来的信息，就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“挤占”。人们通常会更重视实物资源，却忽视了信息这样软力量的价值。 记者在灾区的作用 地震的前三天，重心在救人，这个时候，记者的角色就已经在起作用。 我写“误区”那篇文章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：资源是随着信息走的，没有透明的信息，就没有合理的资源分配和最优的救援效率。 当年如果没有北川一线记者呐喊和呼救，当地的灾情可能不会得到充分认知。那时候的视线都集中在两个孤岛——映秀和汶川县城。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，受灾极其严重的青川，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与灾情匹配的援助。这些都是旁观者看不到的教训，非一线亲历者不能感受其痛苦。 这次雅安地震，媒体吸取了教训，许多记者迅速通过信息冗余的中心县城，将有限的媒体人力分散到多个村落和孤岛，核实并发布求救信息，为的是避免出现信息盲区。 有人会觉得微博时代，每个人都是自媒体，根本不需要记者前往。但信息的核实、发布、传播，还是需要专业的媒体人来操作，才能提供对救援决策有价值的准确信息。 除了提供信息，媒体在中国的宣传体制中，也有鼓劲和宣传的作用。有没有媒体在场，救援队的工作激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样，媒体的在场，也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。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，只要一地震，所有人都会善心大发，其实灾难后的丑恶也不少见，仍然需要监督。 只要是在一个文明社会，媒体的信息和监督价值，在灾区中一样存在，甚至只会更重要。记者挤占的那一丁点儿资源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 最有资格评判这个问题的，既不是网友也不是官员，而是受灾的民众。我在灾区这么多次，没有一个灾民说厌恶记者的，他们会非常积极地为记者指路，他们很清楚，有没有记者在场，救灾资源的分配会完全不一样。 即便是一向不友好的宣传官员，在那灾难最初来临的那几天，对媒体也持较友好的态度。并尽力为媒体提供各种资源，他们早就把信息公开当作救灾事业的一部分。 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，日本使领馆更是在第一时间为中国记者开辟了绿色通道，迅速发出签证当天就走。后来又盛赞中国记者在日本的报道。他们可从来没考虑记者去了要“添乱”的问题，日本那次还有核泄露的危险。 认识信息的软力量，就应该很容易理解记者的工作。真正的问题，不是记者要不要去现场，而是记者应当如何报道灾难，以及灾难报道时的伦理问题。这些也基本有共识了。 来源：FT中文网 左志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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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4-23 23:51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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